美圆&美女

    鉴于MSN Spaces的高度不稳定性，我的博客从2008年3月起曾连续13个月无法登陆，期间我的博客大业被微软扼杀。09年4月中下旬时铁幕曾被撕开过一道口子，我抓紧时间更新了2篇后，铁幕再次合上了，时至今天，我才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得以登陆了我的MSN Spaces，更新这篇博文。

    09年10月我在新浪也开了博，可是却再也找不到往日写博时的那份激情和感觉，呜呼我的博客大业。

    对冲基金可分为股权对冲型（Equity Hedge）、相对价值型（Relative Value）、全球宏观型（Global Macro）、事件驱动型（Event-driven）、做空型（Short-Selling）和对冲基金组合型（Fund of funds）等几大类。
    相对价值型策略是一种市场中性的交易策略。它试图通过捕捉同一公司的股权、固定收益证券和衍生证券之间暂时的价格异常来套利的做法，一般需要同时做多和做空。该策略与股票和固定收益证券市场大势具有极小的相关性。

    举例来说，一只可转债的价值是其各组成部分（如债券和股票期权）价格的总和。当可转债的市场价格偏离了这些组成部分的价格时，就存在着通过建立头寸捕捉套利利润的投资机会。如可转债价格相对便宜时，对冲基金经理则可做多可转债并做空一定数量同一公司股票（具体数量比例根据内含期权的定价原理来确定），以冲抵该股票的个股风险。上述过程中的现金流一般为正，当上述价格偏差消失时，将上述头寸平仓就可锁定利润。
    相对价值型投资策略的另一例子，是根据国债与公司债之间的利差进行投机。当该基金认为国债与某一资信等级（如AAA级）公司债之间的利差（Credit spread）高于历史常态时，一般会卖空国债，做多公司债，以等待利差回落到历史常态时平仓以博取利润。反之亦然。指数套利也属于相对价值型对冲基金的一种，通常是根据某种主要市场指数如S&P500指数与其指数期货或期权之间的价格失衡而进行的套利活动。
    股权对冲型策略采用一种自下而上（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方法，旨在对低估的证券做多和对高估的证券做空从而博取套利利润。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情况从净做多转向净做空、从价值型转向增长型、从小市值转向高市值，非常灵活。该策略也可以集中在某些特定的行业或地区。对衍生工具的使用和采用融资交易，是该策略的普遍特点。

    全球宏观型对冲基金采用一种自上而下（从宏观到微观）的宏观研究，来利用预期的市场变动、做多做空并举以捕捉套利利润的策略，这类基金可投资于股票、债券、外币和衍生工具。这种策略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利用欧元的到来在欧元区各国的利率走势之间进行套利。一个普遍的预期是：随着欧元的正式实施，欧元区各国的利率将会逐步收敛到同样的水平。根据这样的预期，基金经理可以做多利率一直高企的意大利政府债，同时做空利率向来比较稳定且相对较低的德国国债。随着欧元的出现，两国利率确实趋同，对上述头寸平仓，可锁定利润。事实表明，有相当多的对冲基金在欧元事件上赢得了可观的利润。
    事件驱动型策略专注于卷入特殊事件的上市公司，如公司重组、收购、兼并和破产等。基金经理通常做多被收购公司、做空收购方公司。该策略的主要风险是购并的交易风险（deal risk，即购并能否成功的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这类基金的业绩不依赖于市场走势，但通常在股市和债市走强时业绩最好。
    做空型策略对高估的证券做空（卖出借入的股票或使用衍生产品来构造复合的空头），再于证券价格下降的时候买入这些证券平仓获利。例如，前些年美国烟草公司因其烟草产品对消费者的危害纷纷受到起诉。一旦败诉，烟草公司就会执行高额赔偿，其股价将会受到严重影响。卖空的对冲基金策略在法院受理诉讼的消息公布之后，就可以立即卖空烟草类股票，以待该行业的败诉；一旦败诉成为事实，即可以低价买入这些股票平仓。当然，这种策略的风险也是很明显的，如果股价不能如预期的那样下跌，则可能会出现损失。
    最后，还有对冲基金组合型策略，即投资于不同的基金管理人的对冲基金策略，做到对冲策略的多样化。目的在于产生低风险的稳定回报，为投资者提供有经验的管理、更好的流动性和低破产风险。

     监管框架
    对冲基金也被称为不受监管的集合投资产品，它通常是通过私募方式，向符合一定条件的投资者募集。实际上，说对冲基金是不受管制的基金，其实是一种误导性的说法。就美国的情况而言，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对冲基金是一种根据1940年《投资公司法》中有关豁免条款来运作的基金，一个对冲基金必须自始至终都满足豁免条款所列举的条件，才能避免被当成共同基金而受到严格监管。
    从组织形式上看，对冲基金的组建主要采取有限合伙制、有限责任公司或商业信托等三种形式，对这几种形式的税收政策各不相同。根据所依据豁免条款的不同，对冲基金又可分为3（C）（1）基金（100利益拥有人基金）和3（C）（7）基金（合格认购者基金）。
    —— 3（C）（1）基金。1940年《投资公司法》3（C）（1）条款规定，一个美国的投资主体如果其利益拥有人不超过100个，且在实际上和计划中不对公众公开募集，则可从投资公司的定义中享受豁免待遇。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基金，被称为3（C）（1）基金。在惯例上，3（C）（1）基金的投资人还必须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具有100万美元以上的净资产，或者年收入在20万美元以上（如果是已婚者，家庭总收入须在30万美元以上）。另外，对100个利益拥有人的计算，也有比较详尽的规则。
    ——3（C）（7）基金。《投资公司法》3（C）（7）条款规定，任何美国的投资主体，如果其所有的申购者在申购时都是“合格的认购者”，且在行动上和计划中都不对公众发售任何份额，则可成为投资公司的豁免者。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基金，被称为3（C）（7）基金。“合格的认购者”亦需满足一些规定，比如自然人或机构拥有的投资需不少于500万美元。
    对冲基金管理人，通常按基金资产净值1％到2％的比例，来收取固定年费。在此之上，收取10％到20％业绩分成也很普遍。一般有以下两种计算方式：其一，如果业绩分成是绝对收益率的一个百分比的话，则某年的负回报必须带到下一年，就是说业绩收费是该基金的净收益（扣除往年负业绩后的净值）的一个百分比；其二，业绩收费还可以是当年业绩超过某个基准收益，比如国库券收益部分的一个百分比。
    对冲基金几乎不受管制的法理基础有二：一是其发售方式为私募，所以其投资者人数有限，对3（C）（1）对冲基金，人数上限为100；而对3（C）（7）基金，其上限为499。二是投资人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合格投资者（Qualified Institutional Buyer或Qualified Purchaser，统称Accredited investor），这些投资人具有高额的净资产或具有高额的年收入，因而具有极高的风险承受能力（通常也对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教育程度）。
    从全球范围来看，证券市场的法规重在保护弱势群体，而合格的投资者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能力，因而监管理念不必以他们为重。此外，在实际监管实践中有详细的细则规定，以防止对各类豁免条件的规避。
    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对冲基金只能向市场中介机构推介，或中介机构认为合适的自然人推介，这些统称为复杂投资者。除此之外，对对冲基金没有更详细的规定和限制。
    尽管存在着一些问题，对于对冲基金在完善资本市场方面所起到的作用，存在的基本共识是：对冲基金在活跃二级市场方面作用明显，是市场中流动性的重要提供者；是资本市场中不可替代的绝对投资回报的提供者；亦是提高资本市场效率和价格发现机制的重要力量。
    对冲基金近年来有散户化的倾向，尤其是散户申购一些在美国证监会（SEC）注册的对冲基金组合基金，变得越来越容易（虽然在理论上，购买者必须是1933年证券法D规章定义的合格投资者，但在实践中，这个限制并未得到严格执行）。

    我们每个普通人终其一生也就3万天左右，每天24小时，吃喝拉撒全在里面了。刨去吃饭睡觉的时间，一天只剩14小时；再刨去上班工作8小时，路上交通2小时，相对自由的时间只剩4小时，这4小时里娱乐、交际又要花掉一部分，真正留给自己思考的时间就屈指可数了。所以，我们绝大部分其实是为别人活着的，人其实比工蚁高级不了多少。你去上班就是出卖自己的时间，因此，你争取高点的工资绝对是合理的。因为，那是以你不可再生的生命中的一段来交换的。
    人常说：年轻时有好身体、有时间却没钱，等你年长了有钱了，却少了时间，坏了身体。而且，心境也完全不同了。对于那些为了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而提出的把退休年纪延长到65岁的观点，我是嗤之以鼻的。有本事的人40岁退休，没本事的人，起码要把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兴趣结合起来。那些干着无趣的工作，而等着领退休金的人，实在是非常可怜的。
    年轻时投资自己，年老时投资别人。享受生活，积极人生不应该只是现在80后的追求。

我的SPACES已经连续13个月不能更新了，今天居然给登陆上来了，看看能更新吗？

MSN够牛啊！

    QDII是Qualified domestic institutional investor (合格的境内机构投资者)的首字缩写。它是在一国境内设立，经该国有关部门批准从事境外证券市场的股票、债券等有价证券业务的证券投资基金。和QFII一样，它也是在货币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资本项目尚未开放的情况下，有限度地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一项过渡性的制度安排。

    上午10点半后，朋友们陆续电话过来，询问本月车牌拍卖的参考价。我给出10800元的参考价。
    11点，第一次出价结束，场内的参考价格出来了，7000元！一切尽在掌握啊。稳住。

    随着时间的推移，价格在缓慢，但是，坚定的上升中，11：04，最低价7500元、7600......该出手了。11：10我果断的给出了最终的投标指导价：8500块。一个个电话打出，接听。朋友们大多在这个位置附近投出自己的标书。最终他们全部中标，且中标价远低于平均中标价：23370元！

    这个月的超低价(2007年12月平均中标价：56042元)首先源于拍卖规则的重大改变，很多人不适应。其次源于拍卖期间网络和电话网络的拥堵、瘫痪。这个情况在下次拍牌的3月份将不复存在，因此，预计3月份的车牌价格将继续反弹到35000元以上。

    经验：每次政府导向的重大制度改变都会成为重要的机遇。而且，这种机遇可遇不可求！

    下次的机遇也许在房地产政策导向的改变上。

2008年1月额度投标拍卖结果
投标时间	2008年1月12日
投放数量	16000张
最低中标价	8100元
平均中标价	23370元
参加投标人数	20539人

星期一 ※月曜日 ※げつようび....※GeTsu Youbi
星期二 ※火曜日 ※かようび.......※Ka Youbi
星期三 ※水曜日 ※すいようび....※Sui Youbi
星期四 ※木曜日 ※もくようび......※MoKu Youbi
星期五 ※金曜日 ※きんようび.....※Kin Youbi
星期六 ※土曜日 ※どようび........※Do Youbi
星期日 ※日曜日 ※にちようび.....※Nichi Youbi

    田力合为男，女子合为好。男人--难人也；女人--亦好人！
    七画是“男”，三画是“女”，“七”加“三”才是十全十美。于是，男人拿走七分权利，女人只有三分的反抗！体力上男人是七，女人是三。但耐力上女人是七，男人是三。所以面对情敌，男人们通常都是短兵相接，武力解决；女人则更喜欢明争暗斗的拉锯战！
    男人们聊天，七分谈理想，三分谈女人；女人们则七分谈男人，三分谈理想。于是，男人征服世界赢得女人；女人征服男人赢得世界。
    男人的誓言，七分是假，三分是真。于是，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女人的外貌，三分靠长相，七分靠打扮，于是，男人胆大去经商，女人胆大不化妆。
    女人都有七分的自信，三分的不确定，所以女人总是问男人“我穿这件衣服好看吗？”男人则是七分的不耐烦加三分的敷衍，看都不看就道：真好看！
    女人把自己的七分给了家，剩下三分给父母；男人的七分给事业，妻子，儿女，父母，情人分剩下的三分……于是，离婚时女人能得到七分的财产，而男人却得到十分的自由。
    在五彩缤纷的外部世界，女人占去七分色彩，只留下三分给男人，于是有“花姑娘”；在同样绚烂的内心世界，男人花七分去欣赏别的女人，只留给爱人三分的忠诚。于是有“花花公子”。
    男人希望女人三分妩媚，七分苗条；女人则希望男人三顶乌纱，七根金条。于是，男人常赞叹：“她真美！”女人常感慨：“他可真有钱！”
    男人对感情三分情爱七分性爱，而女人则相反！所以，男人三分是人，七分是畜牲！
    男人可以七分是男人，三分是女人；女人则不能七分是女人，三分是男人。
    男人不喜欢七分精明的女人，就像女人不喜欢七分老实的男人！
    男人一生，七分的时间用来思考，三分的时间去表达，女人则相反！所以，有些话男人想想就不说了，女人不想就说！
    女人的肌肤七分是天生，三分靠保养。所以男人怕女人晒黑常让她们躲在自己的身后！
    男人七分爱数学，三分爱文学。于是，男人就用三分的浪漫征服女人，又用七分的理智掌握。
    其实最甜美的爱情是三分得到，七分想要；而最稳固的婚姻是七分得到，三分想要。所以，婚姻不甜蜜是因为女人让男人得到的太多了！
    我说的这些七分是真理，三分是儿戏！

    1、对于约会时公然将手机置放在外，并不断公然接收和发送短信，担心手机放包里会容易错失重要短信电话的女性，基本可以认定该女性属于有不固定但个别比较重要的异性交往对象，却另外在外骑驴找马类型的。
    2、对于约会时眼神左顾右盼，不专注于约会对象的，基本可以认定该女性没有交往意愿的。
    3、对于约会时沟通不够，不多说话的女性，往往不可认为其确实不会说话，更应认定为不愿意或者不屑于同对方说话。
    4、对于第一次见面吃饭时随意点单，开销较大，而本能地认定由男方买单者，基本可以认定为垃圾。
    5、对于第一次见面时，第一眼观察，如女方眼神冷漠或鄙夷或轻慢或失落者，基本可以在见面时严格控制资金投入，否则就是浪费。
    6、对于见面后短信联系冷淡或有不回短信现象者，因坚决停止追求，放任自流。
    7、对于见面前对某方面（经济，房产，收入，容貌，体型，身高等等）有特别明确指标要求的，如衡量自己未达到该要求，可基本放弃，任其自由选择所爱。
    8、对于通过相亲刚接触的女性，不可过多投资。前几次必须控制投入，以防不测。
    9、对于当代上海都市女性，以往所谓"女性过25岁就开始急于嫁人"的理论早已不再成立，那些年近30的大龄女性决不会轻易为了婚姻放低姿态，降低要求，相反，这些女性能拖到如此大龄也必然有其心态或性格上的挑剔古怪原因，否则早就安定下了。因此，交往中男性切不可掉以轻心，以为搞定此类“熟女”成竹在胸。“老女多作怪”，这话绝对有道理的。
   10、在识别女性时，务必细心观察女性面相，尤其是注意观察女性的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对于那些眼神(特别是眼角)刁滑，言辞闪烁，说话时经常不将面部端正地朝向男方，而习惯采取略微倾斜脸部，用眼角瞟视男方的女性，以及交往中对男方各类条件做不断试探却又不采取直接提问方式的女性，更要倍加留心，此种女性往往擅长伪装，有很强欺骗性，不可轻信。宁可尽早放手，不可久拖不决，以使损失降低到最小。一旦娶进门，后果不堪设想。
   11、男性在追求女性过程中，切记：必须保持较高姿态。因为若追求过于紧迫，会让女性急速产生良好的心理优势，对轻易到手的爱情毫不珍惜。不妨对其随意一点，这样反而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俗话说的好：男人千万不能对女人太好！就是这个道理。
   12、对于交往过程中能主动共同承担开销的女性，不论多少，男方都应尽量珍惜此类好女，不仅因为此类好女本人可能有较稳定的收入保障，更是因为这种行为预示着未来在婚姻中女方也会力所能及地承担相应的家庭责任，属于懂事型。
   13、很多男性会误以为在请客吃饭开销上花费越大，女性对自身的好感就会同比上升。事实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女性不会因为一次昂贵浪漫的晚餐或999朵玫瑰而在恋爱上妥协让步，女性其实更关注男性的长期发展和总体实力。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一个女的真心愿意跟你，那怕你约她喝杯淡茶，她也最终会嫁给你；当她想另攀高枝时，哪怕你在最豪华的饭店里订下烛光晚餐，她还是会变心的。
   14、多在意女性的性格脾气和为人，少挑剔女性的外在姿色。通常外貌不占优势的女性，更多一分淡泊的心态，在这些女性中确实有较多值得男性选择的传统型好女；而容貌佼好，面貌清秀，自我感觉良好的女性，未必是很多普通男士真正合适的终生伴侣。请多用心从细节和内在来体会一个女性的美，而不是用五官和皮肤来评判，更不能轻易伤害。
   15、相亲和随后的接触中，有几个原则应建议把握。其一，对于确实急切希望走向婚姻的男性，应宁可选择一个爱你的女性，而不是一个你很爱的，她却对你很随意的女性。从婚姻长远幸福和辛劳度来说，前者更会让你满意；其二，男性应尽可能选择自己所能把握的女性，包括女性的脾气，个人动态，行为。简单的说，就是自己能管得住的女人。只有做到“一切尽在掌握”，才能让男性在这充满诱惑的世界中对维持这份感情拥有足够的信心，对于那些个性独特，不愿轻易向男性让步妥协，或者过分强调所谓自由和个人空间，不服管的女性，该放手时就放手。因为未来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些小问题而中断你们经营很久的婚姻和恋情。
   16、男性应理性看待女性诱人的身材，娇好的面庞和优雅的气质，这些无非都是用来钓有实力的型男的诱饵而已，也是姑娘们长期化妆保养打扮的成果，要留着给“好人家”的....
   17、如果觉得以上各条过于复杂难以记忆，请只需牢记相亲男士终极防御法则：先上车，再买票。上车时请务必带T......
   18、对于不尊崇上述原则建议，一味不自量力，坚持非白领美女不娶的，建议其将恋爱资本交给中投公司投资于美国黑石集团，那样的收益回报可能会更理想一些......

    俄罗斯国家的摇篮是基辅罗斯。它建立于9世纪下半叶，是第聂伯河中游的东斯拉夫部落联合的结果，统一的古罗斯民族就这样形成了，后来在其基础上出现了俄罗斯族、乌克兰族和白俄罗斯族。

    从9世纪末起统治国家的是留里克王朝，传说其创始人为瓦良格人的一个军事首脑留里克，是斯拉夫人自己请他和他的兄弟希涅乌斯及特鲁沃尔来统治他们的。古代编年史这样写道：“那些瓦良格人自称罗斯…”

    罗斯占地辽阔，西起韦斯拉河左岸支流，东至高加索山麓，南达塔曼半岛及多瑙河下游，北临芬兰湾和拉多加湖。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在位时，罗斯举行了受洗仪式。这一事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

    智者雅罗斯拉夫大公统治年间（1019-1054）是古代罗斯最繁荣的时期。正是他编撰了罗斯第一部法律——《罗斯法典》（《罗斯真理》）。但封建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导致国家分裂（1132年）。

    13世纪俄罗斯遭到成吉思汗的汗国的侵略，蒙古鞑靼人的压迫长达两个半世纪。

    自14世纪始，莫斯科公国在罗斯的地位逐渐上升，它成为“收拢罗斯领土”的中心。伊万·卡里塔在摆脱汗国统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政治成就，而他的孙子德米特里·顿斯科伊1380年在库里科沃原野对马麦汗的军事胜利则巩固了这一成就。最终推翻鞑靼蒙古压迫是在1480年。

    15世纪下半叶，围绕莫斯科开始形成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其成员包括当时罗斯所有的大城市，后来伏尔加沿岸、乌拉尔和西伯利亚的民族也加入进来。莫斯科公国大公伊凡三世宣称自己是拜占庭皇帝的继承人，莫斯科是整个东正教世界的首都，即“第三罗马”。伊凡三世的孙子——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1547-1584)是第一个获得沙皇称号的大公，他在国内发动严酷的恐怖政策（削藩制），奠定了俄罗斯专制政权的基础，同时他也在国家管理、司法制度、军队和教会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改革。

    伊凡雷帝死后，开始了王位争夺战。争夺政权的尔虞我诈以及波兰、瑞典的武装干涉使国家陷入危机，即所谓的“混乱时代”。1612年，下哥罗德人米宁和大公波扎尔斯基领导的民兵驱逐了侵略者。1613年，全俄缙绅会议推选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为沙皇，从此开始了罗曼诺夫王朝。该王朝统治俄罗斯整整三百年。

    彼得一世（即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2-1725）是俄国历史上的剧变时代。这位沙皇改革家把全国划分为几个省，建立了最高管理机构——枢密院，制定了官衔表——军队、文职和宫廷官员的等级体系。

    彼得一世统治期间出现了铸造作坊和炼矿厂，炮兵、航海和医疗学校、海洋学院、科学院。开始建立起常规军并积极建设海军舰队。彼得一世下令迁都彼得堡，把俄罗斯带进了一个新纪元。彼得一世期间，俄罗斯的领土大大扩充，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广袤土地、伊若拉地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及立陶宛的部分地区（波罗的海沿岸）、乌克兰东半部、白俄罗斯和克里木半岛都纳入俄罗斯版图。

    1812年，拿破仑·波拿巴的法国军队征服了整个欧洲，他们也攻占了莫斯科。但莫斯科对敌人来说就像一个陷阱：寒冷、饥饿和俄军的反攻迫使侵略者撤离俄罗斯。这场战争的胜利与俄罗斯伟大的军事将领米哈伊尔·库图佐夫的名字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19至20世纪之交，俄罗斯出现了社会民主党，后来更名为共产党，其战略核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哲学和经济学思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俄罗斯建立了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为首的苏维埃政权。

    20世纪上半叶是俄国历史上一个充满血腥暴动和毁灭性战争的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1917年）、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和十月革命、1918—1920年的国内战争。

    1922年在原俄罗斯帝国的领土上建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1924年列宁死后，约瑟夫·斯大林（朱加施维里）掌握了党和国家领导权，他逐渐把权力集中到自己一人手中，使之变成不受任何人、任何事左右的绝对权威。

    1929年—1936年，国内实行了大规模集体化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农民们联合起来组成集体农庄，而农民中最富裕的阶层遭到镇压，即所谓的“没收生产手段和土地”。同时，国内还积极展开工业化运动，这为苏联打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1929年—1940年间共建立了九千多家国营工业企业。但新生活建设的同时也伴随着严酷的高压政策，数百万无辜公民深受其害。

    1941年法西斯德国入侵苏联，苏联因而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展开伟大的卫国战争。战事开始后数月间，德国军队已经紧逼莫斯科。全体苏联人民的英勇抵抗，成功地改变了战事进程，但同时大量人员伤亡，苏联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1943）成为这场战争的转折点，在这里苏联军队包围并歼灭了敌人集团军33万人。1945年，法西斯德国被彻底击溃并投降，伟大的卫国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苏联为胜利付出了惨重代价：约二千七百万人献出了宝贵生命，数百座城市、七万个村庄、三万多工厂被摧毁。

    战后，苏联成为世人所称的社会主义集团的中心。选择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未来发展方向的东欧和亚洲国家，包括中国，都成为这一集团的成员。后来，西半球共产主义前哨古巴也加入进来。以莫斯科为首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成为国际舞台上一股强势力量和最有力的地缘政治因素。

    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原子弹，从此成为核大国。1953年，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试爆氢弹的国家。

    1953年斯大林死后，尼基塔·赫鲁晓夫成为共产党第一书记和国家首脑。他开始揭露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期间从劳改营释放了大批遭到斯大林迫害的无辜受害者并给予平反。

    1957年，莫斯科举行了世界青年大学生节，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年轻人聚集在这里。这一时期在苏联历史上被称为“解冻期”。

    1964年，以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为首的高层推翻了赫鲁晓夫，漫长的政治和经济的“停滞期”开始了。社会上开始出现对过往理想绝望的情绪，其结果导致社会上或表现出绝望，或出现持不同政见运动。

    1985年，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掌权。这位新领导试图通过改革——渐进改革政策——给社会主义制度注入新的活力。这引起了党和国家机构里一些守旧人士的不满。1991年8月，一个政治家小组发动政变（成立“国家紧急情况委员会”），旨在恢复旧制度。军队进驻莫斯科。但政变很快被挫败。

    1991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首脑通过了世人所称的“别洛韦日协定”。 这一文件宣布废除苏联，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随着1991年12月苏联的解体，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也宣布退职。以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为首的新领导集体掌控了俄罗斯政权。

    新领导集体宣布经济领域实行根本变革的路线，但由于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恶化，这些措施引起保守主义者圈子和部分居民的不满。1993年9-10月，事态演变到在莫斯科发生群众骚乱。鲍里斯·叶利钦用强力压制骚乱并解散了反对自己的最高苏维埃。1993年12月全民公决通过了新宪法，进行了新的代表机构——国家杜马——的第一次选举。

    1999年8月，鲍里斯·叶利钦任命弗拉基米尔·普京为俄罗斯联邦政府主席（总理）。

    1999年12月31日叶利钦宣布辞职，指定当时的总理普京为自己的接班人履行俄罗斯联邦总统一职。在2000年3月26日举行的总统选举中，普京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2004年3月14日他再次当选，连任总统。

　　英国房价的突然性逆转标志着西方世界最坚挺的房地产交易区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也是英国房价首次出现真正的下挫。根据皇家特许测量员协会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英国9月份房价以两年来的最快速度下滑，9月的房价指数为-14.6，达2年来最低点。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其最新发布的《全球经济情况报告》中警告英国住房市场面临"暴跌"的可能，在过去10年间，英国房价上涨了两倍，高估的幅度大约为50%，远高于美国(而美国现在正遭受次级债的困扰)。
 　　英国房价走势转变之快让人瞠目结舌。仅仅在8月份，众多机构和国际炒家还给出大胆预测，认为英国房价坚挺性无可怀疑，他们的理由跟中国房地产"任志强们"的观点几乎相同：伦敦以及周边地区的住房需求强烈(外部买家，例如俄罗斯、中东炒家很多，而伦敦是世界上最顶级的豪华城市)；有奥运牌可打(2012年的奥运主办国)、英伦岛国也存在土地紧缺，而英国的经济增长率将会在未来几年保持稳定水平(英国经济增长保持在2.5%左右)、英镑的升值效应会提升地产的价值。所以，英国的"任志强们"大胆预言:在2012年之前，英国的房价不存在任何下跌的可能。
　　但是，这个预言的破产速度比任何人都预料要快。真正让英国房价逆转的"导火线"是8月份英国布朗新内阁新推出公屋冲击计划。布朗内阁表示，英国政府有责任建立更多的公屋来冲击市场，将那些买不起房子的中等收入的白领、技术工人以及低收入人群解救出来。布朗认为，英国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公屋建设(公屋将排斥国际购买力，因为它只对英国国籍的没有住房产权的人口)来分流英国房市上的"非理性购买力"。布朗公布了一项住房保障计划，计划的核心内容是截至2020年英国将修建不少于300万套公屋。
　　而在布朗任期内，每年的公屋建设数目将不低于7万套。要知道，英国的总人口不过6000万人，英国的国土面积和人口规模的配比也并非丰裕，英国也一直存在着财政紧张问题，但英国政府并没有放弃其自由市场哲学，让庞大的公屋计划基本覆盖了所有的国民，稳定其国民对房价的恐慌性预期(配合用提高利率的做法来逐步遏制过度需求)；并且还保证了非保障型住房市场(即商业地产市场)的绝对自由性(让第一套房的人都能买个房住，让富人们随便炒房去吧)。
　　现在很多英国高房价既得利益者都抱怨英国的利率政策和攻击公屋政策，他们希望给公众传导一种意识，即提高利率导致房价下跌，但利率政策是暂时的，当英国经济不佳的时候，英格兰银行会快速降息来帮助房地产既得利益者。不过，作为世界上最好的中央银行之一——英格兰银行已经冷冷地回击了这种言论。英央行行长默文10月9日表示，不会为了解救高负贷成本的贷款者而降低基准利率，央行不会对房地产市场或银行系统伸出任何援手(这其实是在鼓励房地产投机)，"因为这是咎由自取"。
　　更重要的是，英国房价如此快速逆转的根本性诱因是英国的"公屋冲击政策"(类似中国的经济适用房和廉租房)。英国公屋冲击计划的起因是"不能让英国人用9倍的年收入买房，因为风险太高了"，但如果对照中国的房价收入比，可以发现这根本是小巫见大巫。更令人愤懑的是,中国很多幼稚的自由经济学家一直是"公屋冲击计划"的反对者。他们最新的策略是反对经济适用房系统,谨慎地赞同廉租房系统。
　　必须承认，过去的经济适用房系统存在寻租，真正的经济适用房系统应该是"废止任何强势单位或者企业修建为本单位职工的经济适用房"，将分配的对象扩展到社会大众，然后以工作年限、户籍、收入、无任何产权房为条件向社会公布其分配规则，并将初步的入选者上网公布，让社会公众给予监督。经济适用房应该是那些小户型(60平米以下)、密集式(容积率很高)、无享乐价值的住房。经济适用房系统应该是将城市的工薪阶层从高房价中解救出来的系统，而不是特权性的系统。当经济适用房系统建立之后，房价自然会回落，而房价决定房租，民间自动会形成一个廉租房系统，让更多低收入者租上城市房子。

　　　　　　 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种幸福
　　　　　　 在对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悲伤
　　　　　　 在错的时间，遇见对的人，是一声叹息
　　　　　　 在错的时间，遇见错的人，是一种无奈

　　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日本——这个曾经红极一时的经济体开始陷入泡沫经济危机的泥淖，难以自拔，直到现在还处于恢复期。
　　当前，从经济学家到平民百姓，许多中国人都在议论人民币升值、房价大涨、股市飞涨，这一切经济的表象与日本当年何其相似。有一些人提出了善意的担忧，中国是否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无论如何，探究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的日本“失去的10年”对于今天的中国有着重大的启示意义。
　　为此，本报推出特别策划“日本泡沫经济启示录”，特派记者组寻访银座这个昔日世界地产之最，采访东京街头的流浪汉，在那些建筑工人和破产者的回忆中追述泡沫时代的片段。
　　我们拜访昔日的日本首相、主管经济事务的部级官员、参与当年政府决策，并活跃在日本经济界的知名学者、在泡沫经济危机中破产的公司负责人等等。
　　系列报道将剖析当年日本经济是怎样在泡沫的不断膨胀中被摧垮的，客观地复制关于泡沫的各种观念。而这一切努力的归宿是：日本经济危机对当今的中国经济有何借鉴意义？在推进贸易自由化、资本全球化的同时，中国该如何避免遭遇经济危机的冲击和伤害？  
　　10月底，深秋的东京已经很有些凉意。走在忙碌的东京街头，随便哪一个日本人都可以给你讲一段泡沫经济的故事。
　　年轻的出租车司机会感慨地说，如果赶上泡沫经济年代开车就好了，那时候动不动就会有人拿出大把钱来，要求从东京打的到名古屋（大约300公里），东京的出租车司机一年的收入可以达到1000万日元。但现在是钱少车多，出租车的生意大不如前了。言语间满是对泡沫时代的向往。
　　在地铁老工作人员的记忆中，JR中央线在泡沫破裂的20世纪90年代，似乎成了破产者自杀的最热门地点，只要一报告JR中央线紧急停运，那肯定又有人卧轨自杀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东京的地铁都安装了半高的屏蔽门，其最初的安装目的是为了防范自杀的人。
　　今天的大学毕业生会告诉你：80年代有一种说法叫“割青麦”，就是公司在学生快毕业的时候就把他订下来，然后以进修的名义送到夏威夷去，因为怕被其它企业抢走。而一进公司的时候，老板就拿出10万日元说“今天不用上班了，你拿着钱去银座买衣服。”市道曾经是如此地景气。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吹起的这一个泡沫，是人类经济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在泡沫破裂后的15年间，日本都在为这个泡沫还债：经济萧条、政局动荡、犯罪率上升。
　　“1993年的时候，日本人用了22年的时间，终于使人均GDP从世界第18位，达到了世界第一；但到现在，又经过了14年时间，日本的人均GDP从第一回到了第18。”东京电视台著名的经济评论家莫邦富告诉本报记者。

　　泡沫

　　那是一个迷乱的年代。在日本的街头巷尾充斥着“炼金术”之类的大众读物，“理财技巧”成为全民流行语，一半以上的日本人都持有股票。
　　东京银座，全球最繁华的商业街之一。三越百货门口那一对石狮子，冷眼看着经济的潮起潮落。
　　1989年,泡沫经济的最高峰,石狮子眼前的银座四丁目的地价,是每坪(3.3平方米)1.2亿日元。东京的另一个地标——东京帝国广场,广场下面一平方英里土地的价格，居然比整个加利福尼亚的土地价值还高，一个东京都的地价就相当于美国全国的土地价格。日本正沉浸在一个“地价不倒”的神话中。“把东京的地皮全部卖掉就可以买下美国，然后再把美国土地出租给美国人住。”莫邦富说，“在当时的日本报纸上这样的言论经常可以看到，并且被大部分日本人接受并引以为豪。”
　　据日本国土厅公布的调查统计数据，80年代中期，随着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行业,日本地价开始疯狂飙升。自1985年起,东京、大阪、名古屋、京都、横滨和神户六大城市的土地价格每年以两位数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价格竟上升了30.7%,商业用地则跳升了46.8%。1990年,六大城市中心的地价指数比1985年上涨了约90%。在东京都市圈,从1986年开始,出现了几乎是垂直式的地价上涨,高峰期1990年的地价大约是1983年的2.5倍。
　　随着地价暴涨，城市住宅价格也开始水涨船高。一般来说，劳动者仅靠工资收入所能购入住宅的价格限度应是年收入的5倍左右。在1990年，东京都市圈的住宅价格与年收入之比已经超过了10倍，在核心地区更是达到了近20倍的水平。即使在大阪都市圈，这个比值也超过了7倍。
　　除了地价，股市正创造着另一个“不败”的神话。日本证券公司的老板骑着火箭在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上出现。1989年末，日经指数高达38915.87点，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1989年末最后一天更是创下接近4万点的历史最高。当时，日本股市的市盈率高达80倍（其时，美国、英国、中国香港的市盈率为25~30倍）。但人们并没有预计到危机，“当时，日本曾经有40个经济学家对前景预测，没有一个人认为会出现经济危机，都对将来表示乐观。”山一证券前副社长北川文章向记者回忆起当年的市场。主掌日本经济的大藏省也发表了预测：日经指数不久将升至6万~8万点。日本举国欢腾。
　　那是一个迷乱的年代。在日本的街头巷尾充斥着“炼金术”之类的大众读物，“理财技巧”成为全民流行语，一半以上的日本人都持有股票，一向以高储蓄率和节俭出名的日本人在银座排着队买LV的包。这种现象在日本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从明治维新后的殖产兴业时代开始，日本一直有一种基本倾向：重视实业、轻视虚业。所谓“虚业”主要指投机，尤其是股票市场上的投机。日本人把炒股的人称为“株屋”，就是“炒家”，一直没有什么好印象。老百姓的钱财主要是存在银行、保险公司和邮局。在“股市不败”和“地价不倒”的泡沫经济时期，老百姓纷纷把存在银行里的钱拿到了股市，“你不买股票，你就是笨蛋，一年的投资回报就有100%。”莫邦富说。“银行拿着大把的钱来劝你买地，地价在不断上涨，而利息又接近于零。如果从银行借入资金来购买土地的话，肯定会因土地升值而大赚一笔。买了土地，银行又会以这块土地为担保，去买别的土地，如此循环反复。”邱永汉告诉记者，邱永汉在日本被称为“赚钱之神”，是一个历经日本几十年的经济风云而不倒的投资家。
　　日本的资本家四面出击。1989年，在夏威夷，可以建高尔夫球场的山谷只有一个还在美国人手中，其它全部被日本人买了。最有代表性的是东京亿万富翁横井英树，他购买了伦敦郊外的泰姆公园、英国南部的朱比特山以及苏格兰久负盛名的标志性建筑——格莱乃普城堡和西班牙巴塞罗那郊区的菲尔格拉宫殿。1991年，还以4000万美元将被视为纽约心脏与灵魂的帝国大厦收于麾下。
　　哈佛教授傅高义在惊呼《JAPAN IS NO.1》，日本人接着高呼《日本可以说不》，在这个狭小的岛国上，一亿人都沉浸在全球经济迄今为止最大的一个泡沫之中。

　　破裂

　　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回忆，他在东京的表哥在泡沫经济前夕，用5亿日元买了一套房子，结果到1990年中期，只值1亿日元。
　　格林斯潘说：“不到泡沫破裂人们便无法断定它是不是泡沫。”
　　1990年市场交易的第一天为转折点，日经股价落入了地狱。自那时候开始，日本股票市场陷入长达十多年的熊市之中。直到今天，日经指数仍然在1.7万点的位置振荡。
　　紧接着是地产。许多日本人还清楚地记得，1990年9月，日本国营广播电视台NHK连续5个晚上在黄金时段播放了有关土地问题的特别节目，指出地价是可以下跌的，并提出应让日本的地价下降一半，同时主张进行土地税制的改革，限制房地产融资。这一节目像颗重磅炸弹，其巨大的舆论冲击力揭开了日本泡沫经济破灭的序幕。以这一节目的播出为转折点，日本的地价自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开始急速下跌。
　　1991年，巨大的地产泡沫自东京开始破裂，迅速蔓延至日本全境。土地和房屋根本卖不出去，陆续竣工的楼房没有住户，空房到处都是。房地产价格狂跌，当年，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就下降了15％～20％。据2005年日本国土交通省发表的地价统计数据，日本全国的平均地价连续14年呈下跌趋势。与1991年相比，住宅地价已经下跌了46％，基本回到了地产泡沫产生前1985年的水平；商业用地下跌了约70％，为1974年以来的最低点。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曾经回忆，他在东京的表哥在泡沫经济前夕，用5亿日元买了一套房子，结果到1990年中期，只值1亿日元。
　　当日本政府意识到泡沫的严重性时，他们采取了强硬的挤泡沫手法。首先提高银行利率，进行宏观调控。自1989年5月始，日本央行3次上调贴现率。1990年8月，为防止海湾战争带来的油价上涨的冲击，日本银行将贴现率从4.25％一次性上调到6.0％。在短短的一年零三个月里加息3.5个百分点，可见其力度之大。
　　其次是从财政政策上入手。1990年3月，大藏省在政府税制调查会中设置了土地税制小委员会，探讨对土地税制的强化问题。10月，确定了以设立地价税为支柱的土地税制的改革方向，并制定了《土地基本法》，次年4月开始征收地价税。1990年12月，土地政策审议会决定要拉低地价，正式开始挤压泡沫。
　　事后的统计表明，日本因股市和房地产暴跌而造成的损失达6万亿美元。破产者开始大量涌现。经济的萧条直接漫延到了政治和社会领域，并且直抵民族文化的根基。日本的电视节目曾经流行对90年代的首相进行排序的游戏，十多年的政治动荡、内阁走马灯似的变换，连日本人都说不清90年代日本到底出了多少个首相。日本即便在二战后极度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出现如此混乱的政治局面。
　　在日本国会议员，曾在宫泽喜一内阁任经济企划厅长官的野田毅看来，用“礼崩乐坏”来形容泡沫经济破裂对日本社会的影响一点也不为过。在这一点上，作家宫崎骏的眼光无疑更加敏锐。
　　在宫崎骏的《千与千寻》里，主人公是1990年出生的独生女千寻。宫崎骏从孩子的视角出发，讲着日本社会的故事：泡沫经济破产后的长期不景气，旧有社会体制的难以改革，国民对政府内阁的强烈不信任感，这些都是成人的麻烦；而在孩子的世界里，学校道德败坏，校园暴力不断，少年犯罪更是司空见惯的黑暗。怎样找一把钥匙打开光明之门，在宫崎骏的故事里，千寻最终激发出身体里全部的潜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冒险。但野田毅认为，“日本社会再也回不到以前那种海纳百川的胸怀，利益主导了一切。”

　　中国

　　谁都不能否认中国目前经济的表象与日本当年的相似性：人民币升值、股市上涨和楼价的疯涨
　　在长达十五年的萧条之后，2005年开始，日本经济终于进入“景气恢复”之中。一些从泡沫创痛中走出的日本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经济版图上的下一个泡沫。人民币升值、股市上涨和楼价的疯涨，这一系列似曾相识的现象，让经济学家们更加热切地将今天的中国经济与当年的日本经济进行类比分析。
　　“中国已经清清楚楚进入了泡沫经济，完全没有错。”有着日本的格林斯潘之称的榊原英资一连向本报记者强调了三遍。
　　谁都不能否认中国目前经济的表象与日本当年的相似性。首先，导致日元升值的“广场协议”被视为日本泡沫经济的起点。1985年9月，美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英国等五个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决定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兑主要货币有序地下跌，以增加美国产品的出口竞争能力，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
　　在“广场协定”达成前一天的东京汇市上，1美元＝242日元，而到了1985年底，美元就已跌破了200日元的大关。到1988年年初，美元甚至跌到了1美元＝128日元的水平，在短短不到两年半的时间里日元升值了将近一倍。日元升值预期极大地刺激了境外资金大规模地流入，推动房价及股市持续、大幅上涨。今天人民币正在逐步升值之中，邱永汉认为，人民币最终升值的目标将是“1：5”。
　　其次，流动性过剩，这一经济学的专业词汇在今年成为了中国老百姓熟悉的词汇。为了防止日元升值带来经济萧条，日本采取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策政策。由于担心日元升值将提高日本产品的成本和价格，导致在海外市场的竞争力下降，日本政府提出了内需主导经济增长的政策，开始放松国内的金融管制。日本中央银行连续5次下调利率，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在当时为日本历史上最低。相关数据显示，1987～1990年间，日本货币供应量的年均增长率超过10%，远超出其名义GDP的增长率。
　　第三，在本币升值的背后，中国和日本都面临着同样的压力，就是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拥有大量的国际贸易顺差。中国商务部最新的预计显示，2007年全年中国贸易顺差将达到2500亿美元，这还是在中国政府不断减少出口退税政策，大力压制出口后的数字。 
　　第四，在流动性过剩的情况下，中国也同当年的日本一样出现了地价和股市的大幅上升，并相互促进。在土地神话盛行的泡沫经济时期，日本的投资者们把目光投向了企业拥有的土地资产，也就是说着眼于企业资产的隐含利益，评价股价时着眼于地价上涨的风气盛行。在这种风气的影响下，过去拥有较多地产的企业，即使现在其本行收益为零，也会由于地价上涨而增加每股股票的收益，其股价因此而上涨。经历了两次石油危机的钢铁和重化学工业企业，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本已被看作夕阳产业，此时却由于其拥有的地产而成了香饽饽，股价急剧上涨。这一股市投资的小小细节似乎也能在今天的中国股市中找到大量的案例。
　　“问题有两个，人民币升值要掌握在什么程度；对于现在的进入了泡沫经济的阶段怎么控制好程度。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好就可以顺利地通过泡沫困难的时代。”榊原英资认为。

　　警惕

　　在最前沿的金融学研究中，日本泡沫经济被解读成一场“货币战争”。中国正着手避免资产泡沫风险
　　虽然对于日本经济界“中国已经步入泡沫经济”的论断并不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认同，但经济学家们一致的观点是，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值得中国警惕，中国应避免步日本的后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给《拯救日本——泡沫崩溃后的银行危机与华尔街行动》写了书评，对于英国金融时报驻东京的记者吉莲·泰特写的这本书，他感慨地说：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这本书，并不是一个可以轻松下来的休闲活动。让我们不能轻松下来的，是这本书的主题——银行重组，让熟悉中国银行界的读者不能不产生切肤之痛，许多段落，如果把文章中的主人公更换成一位中国银行家的名字，原来关于日本银行界的叙述几乎可以不用作大的调整就可以基本适用于中国。
　　对于泡沫经济最大的土壤——日本金融体系和银行运行机制的反思，也许是对中国最可宝贵的经验。
　　“中国已经意识到日本金融危机的原因，并已经开始着手规避资产泡沫可能积累的风险。如果不犯日本当年的错误，中国可能创造应对近代以资产泡沫为特征的经济危机的最新模式。”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晓蕾说。
　　在最前沿的金融学研究中，日本泡沫经济被解读成一场“货币战争”。 
　　“假设我是美国财团，我也清楚地预期到日元升值，假设我在1983年，用100亿美元兑换成24000亿日元，进入日本市场，购买日本股票和房地产，日本经济的蓬勃导致股市和房地产发疯一样地上涨，1985年日元开始升值，到1988年初，股市和房地产假设我已经赚到了一倍（5年才翻一倍是最低假设），那就是48000亿日元。这时，日元升值到1:120。我把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在一年中抛售完，然后兑换回美元，那么，就是400亿美元。在5年时间中，我净赚300亿美元。”这是一个网友假设的最简易的“货币战争形态”。
　　今天，我们是否正在面对一场“货币战争”？

　　什么叫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是指一种或一系列资产在经历一个连续的涨价过程后，其市场价格远远高于实际价值的经济现象。
　　在泡沫经济的形成过程中，开始的价格上升会使人们产生还要涨价的预期，于是又吸引了新的买主，这些新的买主一般只是想通过未来价格的提高牟取利润，并不关心这些资产本身的状况和盈利能力。当这种行为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时，社会资产所表现的账面价值远高于其实际价值，于是就形成一种所谓的“泡沫经济”。
　　“泡沫经济”一般通过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得以直观的反映。价格总要回归价值，泡沫经济也总有破灭的一天。

　　金融史上的知名泡沫

　　郁金香泡沫
　　在金融史上，最值得一提的泡沫经济故事应该说是17世纪30年代在荷兰兴起的郁金香泡沫经济事件。在当时的荷兰，郁金香的价格泡沫不断飞涨，一盆稀有品种的郁金香价格在当时可抵得上在阿姆斯特丹最好的运河边上出售的一座房屋。大量的郁金香交易商挤在各家酒馆里，以高价购买及出售手中存有的郁金香期货。 
　　1637年2月，郁金香的价格停止上涨。因为郁金香期货市场上的投资者都渐渐明白了，对于这种产品的投资就是一种笨蛋投资理论的驱使(也就是说，他们花了这么高的价钱购买了这种花，在虚拟经济的基础上，他们就希望还会有更笨的人用更高的价钱来购买他们手中的花)。

　　1929年世界大危机
　　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被称为“神奇的美国”。从1920年开始，美国制造业飞速发展了10年。同时，美国的股市也从1921年的75点上升到1929年的370点，每年平均增长了33%。当时的许多美国投资人都认为，“神奇的美国当然存在着神奇的股票梦”。
　　但1929年10月28日，美国股市狂跌不止，当日收市时为260点，单日跌幅为12.82%，这一天在历史上被称为“黑色星期一”。许多投资者的钱瞬间蒸发，血本无归。经济恐慌的情绪笼罩着每一个美国人，银行倒闭的消息不断传出，工厂关门、大批失业的工人露宿街头，紧张而失落的社会气氛使美国到了内战的边缘。美国股市从1929年10月崩溃后至1932年，仅剩下63点，比起1929年高峰时期下跌了47%。可以这样说，美国的经济至少倒退了10多年。

　　纳斯达克泡沫
　　纳斯达克市场从1971年创始，一直平平淡淡，1995年突破1000点，而后5年几乎是一口气冲上5000点。在1999年暴涨一倍后，2000年3月急转直下，酿成一场百年不遇的股灾。总市值在18个月内缩水近四分之三，80%的股票跌幅超过80%，近40%的股票被迫或自愿退市。搜狐、新浪、网易当时相继跌破一元。

本报记者采访日本前首相海部俊树。

在泡沫经济的最高峰，银座四丁目的地价，是每坪（3.3平方米)1.2亿日元。（按现行汇率折算为人民币700万元）

泡沫经济之后，像UNIOLO这样的平价连锁店进驻银座，这对于在泡沫经济高峰时只卖国际名牌的银座，是不可想像的。

　　东京，永田町，这是日本政治中枢所在地。国会议事堂、议员会馆、自民党的总部等，皆云集于此。对野田毅的采访就约定在日本众议员第一会馆。
　　野田毅是日本现任众议员，也是日本资深政治家。上世纪90年代初，野田毅就任宫泽喜一内阁的经济企划厅长官。在他接任这一职务的时候，日本地价和股价出现了暴跌，一个神话般的泡沫开始破灭。
　　进入众议员会馆的程序相当简便，记者只需要填写一份表格，登记个人信息，然后把表格交给一楼大厅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在与野田毅的秘书确认后，对我们说了一个“请”。随后，经过一道安检门，记者进入了众议员的办公区。
　　在电梯里，一张写有众议员姓名和办公室号码的名单贴在醒目位置。每间办公室的门上，都写着一位众议员的名字，那些在电视上经常出现的名字就在眼前。
　　日本议员们的办公室不大，一内一外，外面是秘书们办公的，两间加起来也就四十平方米左右。野田毅的办公室摆设简单，一台老式的电视机，一套布艺沙发和一张茶几，数目众多的书籍和报刊、材料散见于四处。那张胡锦涛会见野田毅的大照片，以及笔锋遒劲的“博雅”二字，提醒着来访者，这间办公室的主人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
　　10月底的一个下午，在泡沫散去之后，野田毅向本报记者讲述了那段“礼崩乐坏”的岁月。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社会心理的伤害，让野田毅更感痛心。经济可以迅速重建，但人与人之间的互信重建，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人与人之间是如此，国与国之间，何尝不是如此？
　　在推动中日互信重建方面，野田毅先生付出了很大心血。他把自己比作是“疾风中的劲草”，虽然倍感孤独，却坚持在疾风中不断前行。

　　关于泡沫破灭：

　　我只是觉得它很异常，但没想到这是泡沫经济开始破灭的现象
　　广州日报：野田毅先生，我们先把目光转回到10多年前。1990年，日本泡沫经济开始破灭。第二年11月，您进入宫泽喜一内阁，担任国务大臣、经济企划厅长官。泡沫经济破灭，对您带来了什么冲击？
　　野田毅：我当时是经济企划厅长官，那是泡沫经济最厉害的时候。前任者把这个职位交给我时，我觉得很棘手，怎么办呢？能跌到什么程度，还要跌到什么时候？我当时不是很清楚，我也一直分析不出来。但是我知道，泡沫经济的最高峰已经过去。
　　对我来说，那是人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事情。对于它发展的方向，我当时非常想知道，但无从分析。特别是金融界，形势非常严峻。对于战后的日本来说，这也是第一次遇到。从那时候起，有很多恶性循环出现了，一件事情坏了，引起其他事情发生连锁反应。这些就是我当时感受最深的。
　　广州日报：在当时的情况下，日本内阁是否意识到泡沫经济开始破灭？
　　野田毅：土地价格的上升和下跌很紊乱，我只是觉得它很异常，但没想到这是泡沫经济开始破灭的现象。有些公司，每年非常努力勤奋地工作，结果它每年挣得的纯利润远远跟不上土地价格上涨的步伐。费了一年的心血，还不如什么都不做。这很冤枉，也是很异常的现象。
　　当时地价下跌，谁也没法预料它会跌到什么时候，也不知道采取什么办法，最后，实体经济和银行受到了最大的冲击。由于地价暴跌，那些向经营房地产相关产业的企业大量贷款的商业银行陷入严重困境，这就产生了另一个恶性循环，很多银行没办法生存下来，只好破产或合并。
　　银行的不良债权越积越多，能够提供给企业的贷款越来越少。不能获得银行贷款，对所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来说，都是一大打击。就这样，恶性循环似乎无限地扩展。在那种形势下，整个经济的恶性循环已经出现。泡沫破灭之后，企业的雇员也就变得过剩，裁员随后开始。而恰逢那个时候，整个世界经济正处在激烈竞争的阶段，泡沫经济破灭，对日本来说，是一段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危险期。

　　关于应对措施：

　　无论我们怎么使劲，都不知道该从何处用力
　　广州日报：面对股价、地价的暴跌，日本内阁出台了哪些应对措施？
　　野田毅：我们作出很多努力，制定了很多计划，希望阻止恶性循环，但效果不是很好。直接的政策和对策是没有的，因为第一次碰到，不知道该怎么控制这种局面，也不知道什么政策合适。所以，政府只是采取了一些小的措施。
　　持续到现在的措施是，降低银行利率，促使人们把钱拿出来用。这样一来，有利于减缓中小企业的资金困境。减免对土地所有者的课税，使之便于买卖，容易流通。  
　　广州日报：有人认为，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罪魁祸首是日元升值。您认为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根源是什么？
　　野田毅：它发生的原因，其中一点就是流动性过剩。尽管经济层面资金充裕，但银行信贷投放的冲动较强。在地价上涨和股价上涨的吸引下，大量信贷资金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吹起了泡沫。
　　金融界的失误，也是一个原因。由于美国给了很大压力，日本金融自由化，不断开放金融市场。这造成境外资金加速流入，并推动地价、股价上扬的速度进一步加快。而这些情况，和现在的中国很相像，流动性过剩已成为中国经济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对日本来说，当初股市很快下跌，并没有感受到很大冲击，但股市的下跌引发了土地价格的暴跌。股价和地价双双暴跌，整个经济也就呈现出一种泡沫破灭的状态。

　　关于衰退的十年：

　　日本一些很优秀的传统，跟泡沫一样被毁掉了
　　广州日报：我们注意到，上世纪90年代，日本内阁更换非常频繁。政局的不稳定与泡沫经济的破灭是不是有很大的关联？
　　野田毅：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为什么呢？因为社会的风气也跟着在变。一些有名的企业，有很多年的历史，也因为泡沫经济的破灭而倒闭，但它本身并没有做不应该做的事或坏事，相反，它们一直在为国家作贡献。
　　在这些企业的手上，拿着大量的土地。银行上门逼债，最后，即便它变卖了企业的所有家当、所有资产，依然还不清债务。
　　除了对经济的消极影响，人和人之间所有的信赖关系都没有了。这一打击不亚于经济的衰退。社会上一些更坏的现象出现，比如犯罪率上升，造假现象增加等等。企业开始裁减雇员，减少设备，千方百计使成本降到最低程度。比如，有人为企业工作了10多年，最后却被裁掉了；把房屋卖掉，员工就没了宿舍。就这样，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冷漠，整个社会的人情都失去了，整个社会的风气发生了变化。
　　无论是政治界、经济界，还是普通的老百姓，人心惶惶，大家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好像没有活路了一样，非常难熬。“我怎么能够活下来”，这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只要使自己能活下来，我什么都做。社会风气沦落到了这种程度，犯罪率自然上升。人们变成以自我为中心。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出现了像小泉纯一郎这样的人。
　　广州日报：影响是非常负面的？
　　野田毅：非常负面的影响。人们的想法是：为了生存下去，我没办法考虑到你，现在我自己都是顾得了今天顾不上明天的状况，我跟你只能是利益的关系。所以，日本一些很优秀的传统，跟泡沫一样被毁掉了。

　　关于中国：

　　我心里真的不愿意中国步日本的后尘
　　广州日报：您觉得中国会不会走上泡沫经济之路？
　　野田毅：我心里真的不愿意中国步日本的后尘，为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也为了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中国是个大国，会对其他国家带来很大影响。我从心里这样希望。
　　广州日报：您觉得日本的教训，对中国能提供什么借鉴？
　　野田毅：首先，要阻止过剩流动性现象的继续发生，我认为这是应该首先注意的问题。此外，金融政策很重要，外汇买卖、流通也要控制，总的货币量和总需求之间的比例要把握好平衡。金融机构要制定一个很好的调节平衡措施。
　　当然，可能有人会觉得，用柔软的有弹性的政策来处理，没有使用强硬政策的效果来得快，但要是做得过激，也不符合现在发展的趋势，效果不一定好。要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把它控制在某种程度上，不要使它变成泡沫经济。
　　广州日报：泡沫经济破灭后，日本经济长期处在低迷状态，经历了所谓的“失去的10年”，而中国经济则开始了高速增长。也就是在那种情况下，“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开始流行，您觉得这是否只是一种巧合？
　　野田毅：日本经济走下坡路，形势很糟，而中国经济处在上升阶段。不只是数字上的差距，日本企业要想生存下去，只有把自己的一部分工厂转移到中国，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价格比日本低很多。这样，日本的失业者迅速增加。此外，日本企业在中国制造的产品，返销回日本，价格便宜很多，日本国内的商品也就卖不出去，随之而来的，就是又有更多的日本中小企业倒闭。这也是一种恶性循环。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现在日本经济的逐步恢复，跟中国的发展不无关系。虽然有些企业情况很糟甚至倒闭，但有些日本企业选择到中国去发展。它们依靠中国便宜的劳动力价格，广阔的市场，摆脱困境，重新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发展，挽救了很多的日本企业。

　　关于中日关系：

　　我祈愿福田执政的时间能长一点，这样回暖就快一点
　　广州日报：从历史上看，中国和日本还没有出现过两国在同一个时期繁荣和强大的景象。您觉得，将来在两个国家同时繁荣强大的背景下，中日两国怎么才可以和平共处？
　　野田毅：在共同繁荣的情况下，日本人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对日本不是威胁，而是起到一个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好事情。像现在这样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影响着整个世界经济的状态，这在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这也是当前这个时代的特点。一个国家进步所带来的推动作用是有限的，而两个国家或者几个国家能够合成一股强大的力量，给世界带来积极的影响。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要好好地把握，把中国的泡沫控制在一个合适的程度，这是我最希望中国政府做的。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我们将从心里感激，因为中国强大的力量给日本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是很大的，如果中国这一步走不好，会给所有国家带来很多影响。
　　广州日报：经过去年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的“破冰之旅”，以及中国总理温家宝的“融冰之旅”，您觉得当前的中日关系是不是在逐渐回暖？
　　野田毅：我认为还不能完全乐观，还有许多具体的难题，这在政府间以及民间都存在。两国政府之间的融冰已经做到了，现在福田首相上台执政后，将促使双方关系更加回暖，我现在祈愿福田执政的时间能长一点，这样回暖就快一点，持续的时间久一些，这是我心里的祝愿。
　　除了政府之间，民间的交流也非常重要，这能够推动政府间的交往。因为政治只是局部的领域，它活动的舞台必须有民意基础。
　　广州日报：您觉得中日关系发展最大的障碍是什么？是诸如靖国神社之类的具体问题吗？
　　野田毅：从政治角度上讲，靖国神社问题、钓鱼岛问题、中国台湾问题等是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有异议的时候，主张不同的时候，不要感情用事。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但无论如何，一定不要在感情线上跑得过激，特别是双方的政府，应该开诚布公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对方，同时也听听对方的意见，设身处地为对方想一想。

　　关于自己：

　　我一直在逆风中，以抵抗者的形象出现
　　广州日报：您长期推动中日友好，并为此付出大量心血。但在小泉执政时期，在日本有这样一种气氛，谁要是提“日中友好”，谁就会被扣上“亲华派”之类的帽子。对此，您是否感到孤立？
　　野田毅：我一直都被说成是“亲华派”，我觉得很孤独，被大家孤立。即使在我自己的党内，我一直在逆风中，以抵抗者的形象出现。在小泉看来，我就是一个反抗者。我就像是疾风中的劲草，在疾风中不断前行。
　　广州日报：在日本的国会中，像您这样积极推动中日友好的年轻议员多不多呢？
　　野田毅：很少。
　　广州日报：他们是不是更多地把中国视为竞争对手？您如何评价这些年轻议员？
　　野田毅：是这样。这些年轻议员被小泉视为将来提倡小泉式论调的后辈，是顺风草，但现在是福田执政，福田风吹过来，他们该怎么倒呢？我想他们会一点一点变过来，我希望他们借着这股风，慢慢把自己的方向变一下。

　　东京见闻录

　　从“钱比车多”到“车比钱多”
　　听说记者是从中国来日本采访泡沫经济的，出租车司机田中先生随即就打开了话匣子。在泡沫经济时期，出租车生意红火的程度让他感慨不已，那时候钱比车多，一年挣1000万日元非常容易。“那时候，有钱人遍地都是，经常有人塞一大堆钱过来，坐出租车去300公里之外的名古屋。”田中说。
　　但时过境迁，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出租车司机的收入也像地价和股价那样，一个劲地往下跌。“现在是车比钱多，在东京都地区有5万辆Taxi，生意很不好做。”说起现在的境况，田中司机颇感无奈。据记者了解，“日本出租车协会联盟”东京分会有个统计，日本出租车司机平均每年能够挣到340万日元，约24万元人民币，比日本所有工人的平均工资低38.8%。
　　东京的出租车起价660日元，基础里程之后是每两公里660日元。田中告诉记者，他开车时，碰到的很多乘客都是中国人。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好，到日本旅游的中国游客肯定会越来越多，而中国游客的富裕程度也让他感到吃惊。一些中国游客购物途中,会让他的车停在商店门口等着，甚至一等就是很长时间。计价器不断跳动的车费，让他倍感心疼。
　　细心的田中司机还发现，这些中国游客对“Made in Japan”的产品似乎情有独钟。田中觉得这没有必要。他自己购物时，还是喜欢买“Made in China”的产品。在他看来，“Made in China”的产品，其质量和“Made in Japan”的产品是一样的，而且价格便宜不少。
　　在日本，记者发现人们上下班主要靠搭乘地铁、公交车、轻轨等，开私家车上班的人很少。事实上，日本城市平均每两人就拥有一辆车，在农村则几乎是平均每人一辆，但私家车一个月里有20天是在睡觉，因为在日本停车费很贵，100日元只能停15分钟。
　　田中司机很想知道，记者来日本后，有没有碰到感觉很吃惊的事情。记者觉得似乎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并没有什么出乎意料之事，于是如实相告。田中司机听闻后，不由感叹：“看来两个国家真的是没有什么差距了。”
　　看到记者对出租车里安装的GPS系统的方便实用赞不绝口时，田中告诉我们：“北京的出租车马上也要安装了，在2008年奥运会前全部安装完毕。”虽然从没有到过中国，但田中对中国的关注和熟悉，让我们大吃一惊。

 

　　榊原英资，1941年出生在日本神奈川县，196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同年入日本大藏省，在大藏省历任数职，1995年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1997任大藏省事务次官，升至日本官僚系统的最高位。因为主管利率、汇率等货币金融政策，他被称为“日元先生”，当年在国际金融界影响力不亚于格林斯潘，拥有极高的学术声誉。1999年退职进入学界，任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教授，并担任大藏省顾问。
　　榊原英资一身儒雅的学者气质，很难想象，他就是当年一天抛售200亿美元，巨资干预汇市，成功阻击日元升值的金融界大人物。榊原英资在日本财政金融决策的核心——大藏省工作了35年，官至大藏省事务次官，相当于中国的副部长级别。
　　这35年中，他经历了日本经济战后高速成长的辉煌、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末的泡沫高峰，在泡沫崩溃后成为“金融大改革”的关键性人物。面对本报记者，在谈到日本泡沫经济的损害时，他为自己“没有尽应该尽的最大的努力”而深感遗憾。
　　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这位提出“亚元构想”的经济学家认为：三十年到四十年后，那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那样，中国的货币强起来，亚洲各个邻国都强盛起来的时候，亚洲货币就有一个通行的力量了。

　　关于升值：

　　升值不是泡沫经济产生的根本原因
　　广州日报：很多经济学家把1985年的“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升值，看作是日本泡沫经济的一个起点，您认为升值是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吗？
　　榊原英资：“广场协议”签订后，日元开始升值，从1美元等于240多日元，一下子变成200日元，确实这个事件是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之一，但不能说它是一个根本的原因。根本的原因在于，从“广场协议”那个时候开始，日本经济同时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与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那时候，日经指数已经接近40000点，现在才16000多点，各种东西在高位，地价也高股价也高，这是很异常的。此外，从上世纪80年代到泡沫经济崩溃，日本企业对设备、技术等的投资一下子就降下来了，这也是产生泡沫经济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日元的升值不是直接的原因，但是外汇买卖是有影响的，日本政府为防止产生“日元升值萧条”现象，采取宽松货币政策，反而助长了泡沫膨胀。发现泡沫后，政府部门立即进行非常强烈的紧缩，使泡沫一下子崩溃了。
　　广州日报：目前中国的人民币正在进入一个升值的通道，如何评价中国政府在人民币升值上的政策？
　　榊原英资：中国政府对于人民币升值采取渐进主义，这种方法我认为是正确的，不要一下弄成50%之类的很快很极端地升值；另外对外币买卖从完全控制到一下子自由化也是不好的。所以，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我认为是对的。但是，问题在于，大量的外来资金流入后，国内资金的流动就会变缓，也就是国内资金利用率就没那么高，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在金融上有对应的政策出台。人民币升值，外汇又要进来，在这两方面要找到平衡结，这一点非常难。

　　关于中国经济：

　　经济增长率应该回到正常的7%~8%的增长速度来
　　广州日报：从目前的情况看，中国也与当年的日本一样出现了“流动性过剩”、地价房价的大幅度上升，股市从1000点到了6000点等现象，您认为中国经济将会步日本泡沫经济后尘吗？
　　榊原英资：我认为中国进入了泡沫时代，一点都没错。当局怎么能控制它的局势，是应当注意的问题。怎样控制泡沫经济的程度，非常重要的是用软着陆，特别是明年是关键的一年。要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水平来采取相应的政策。现在泡沫经济是清清楚楚地进入了，不用怀疑。（笑）
　　广州日报：您认为这将给中国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榊原英资：现在如果说中国进入泡沫经济时代，那么就要看中国政府怎么把它控制在哪个程度。日本曾经在泡沫经济中采取了一个强硬的措施，把所有涨上来的价格都降到一半，非常极端的方法，这不是一个很合适的措施。现在中国经济，股市在上升，经济增长率太高，速度异常快，政府原来瞄准的是7%~8%的增长率，但现在已经是11%多的增长率。需要关注的问题有两个：一是人民币升值要掌握在什么程度；二是怎么控制好泡沫的程度，这两个问题，如果解决好就可以顺利地通过泡沫困难的时代。
　　广州日报：如果是一个泡沫的话，您认为泡沫上升的周期将会持续多久？
　　榊原英资：我只能这么跟你说，时间拖得越长，被害时间也越长、越深。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泡沫经济缩小和缩短。政府不但要非常严格地出台政策，还要快。如果你不快一点出台对应的政策的话，你的经济就会坏在这件事情上，失败于没有出台适当的政策。一直持续在泡沫经济之中是不可能的，总有一天会哗啦哗啦地跌下来，你的受害就会急剧变大。
　　广州日报：作为一个在财政界工作35年的政策制定者，面对这些情况，您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在金融政策上最需要关注什么问题？您有什么建议呢？
　　榊原英资：中国的经济增长自身有很强的力量，尽最快速度，最大努力使你的泡沫经济缩小到应有的程度，经济增长率要回到正常的7%~8%的增长速度来。外贸进出口的顺差要控制好，否则这样下去的话就会像日本一样，十年都没有回到正常的道路上来。如果你放任它。你有多长时间放任它，经济回复的时间就多长。怎么能控制局面还得用软着陆的政策。当然这非常难，政策柔软有弹性还得管得住是非常难的。
　　广州日报：您认为国际热钱的流入流出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危机吗？
　　榊原英资：我认为到不了危机的程度，这只是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现象。

　　关于35年金融生涯

　　我没有尽应该尽的最大的努力
　　广州日报：从1965年您进入大藏省，到退职进入学界，您在大藏省任职35年，经历经济金融的起起落落，回过头来看，在1988年、1989年，您有没有意识到日本金融体系正在经历泡沫呢？
　　榊原英资：我当时没有意识到泡沫经济的危机，但我知道这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意识到了异常现象。首先是股市39000点，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过。
　　我没有做到一直对这件事情的关注，对它没有尽应该尽的最大的努力，那时候也年轻，总想着金融这些事情是必然的，有其内在规律，我当时特别想的是顺着它的变化产生一个合适的政策，但一直没有找到，市场经济就是这样的。（笑）
　　广州日报：有没有想到在泡沫之后日本经济会进入10年的低谷？
　　榊原英资：不管哪个国家金融的指数上上下下都是很正常的，肯定有泡沫经济上升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市场经济不能无视它，但管又很难。所以格林斯潘说过，泡沫经济有开始的时候，也有破灭的时候，即使谁都看出来它是个泡沫也很难很好地控制它。
　　广州日报：1995年，您任大藏省国际金融局局长，日本进入了“金融大改革”，那时候您打了几个很漂亮的金融仗？
　　榊原英资：1995年的时候我很强硬地要控制日元的升值，我尽了很大的力量。为防止日元兑美元比价突破80:1，促使日元兑美元贬回到100:1，我曾采取集中大规模抛售方式，以期对市场产生意外效果，最多时一天抛售近200亿美元巨资干预汇市。
　　广州日报：您怎么评价金融大改革？
　　榊原英资：1996年开始的金融自由化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到现在为止那个时候的成果都可以感觉到。我认为当时金融改革已经晚了。

　　关于世界经济：

　　世界经济受次贷危机严重打击
　　广州日报：现在，日本的经济在不断回升，很多企业的股价回到了泡沫时期的顶峰，银座的地价也回到了当时的最高位，有人说“日本回来了”，您认为日本已经完全走出泡沫的阴影了吗？
　　榊原英资：日经指数现在是17000多点，一部分银座的土地也回到最高峰，这是一种正常的景气恢复，不是泡沫的重临。日本的经济和景气确实都在恢复。
　　广州日报：你如何预测世界经济、日本经济未来几年的走势？
　　榊原英资：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现在出现了一些状况，美国的次贷危机使美国经济受到相当程度的打击，日本、中国的经济都要受到它的影响，世界经济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被逼到严峻的状态。日本经济目前本身不坏，日本企业的收入也挺好。但大约在明年会有一点下降，因为日本也是世界经济中的一个经济体。
　　广州日报：目前在日本有一种言论是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经济会在下一个泡沫中破裂，您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榊原英资：我最近一次去中国是9月7日。今年我已经去了两次中国，中国发展得非常快，每次去都可以从各个角度看到新的变化。10年前，中国的旅行者中外国游客特别多，现在国内的游客涌入各个景点去旅游。
　　中国崩溃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中国扎扎实实地在发展，崩溃是不可能的。虽然我认为现在进入了泡沫经济时代，但泡沫经济的崩溃与中国经济崩溃是完全两回事。中国在经济上已经发展到很丰富的程度，伴随的问题也很多，但有这些问题就崩溃是不可能的。
　　广州日报：你是第一次提出“亚洲货币”（亚元）的经济学家，您认为亚元什么时候可能成为现实？
　　榊原英资：欧元从提出来到通用为止用了40多年时间，亚洲货币到通用的程度还得往后30年到40年。我想那时候中国已经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那样中国的货币强起来，亚洲各个邻国都强盛起来的时代，亚洲货币就有一个通行。

    东京见闻录

　　隅田川畔的流浪汉
　　隅田川对于东京来说，就像珠江对于广州。在隅田川边有许多流浪汉。泡沫破灭后东京的流浪汉骤增，成为日本二战后流浪汉高峰之后的又一个高峰。
　　在读卖新闻大楼附近，我们遇到小林一郎。出生在北海道的小林，18岁就来到东京成为一个建筑工人。在他的记忆中，泡沫经济的高峰期是他打工生涯中的黄金岁月，“盖不完的楼，干不完的活，最多的时候我存了150万日元”。但这150万日元，买不起国民保险，更别提买得起房了。艰难的生活是从泡沫崩溃后开始的，他只记得，“建筑公司一家家地‘倒产’（破产），活越来越少，最后一份工作是在4年前,按天算钱,一天7000多日元,一周干一次或者两次,那一个月只拿到了30000日元。”
　　建筑业是受泡沫经济影响最大的行业之一。在东京的流浪汉中，像小林一郎这样的建筑工人特别多。他们发挥建筑工人的特点，把流浪居所建得像模像样。在隅田川边，可以见到很多用纸箱和木板粘得整整齐齐的“小房子”，“小房子”通常是一个长方体，容纳下一人睡觉，这些流浪汉会把自己仅有的一些家当收拾得整整齐齐，挂在“小房子”的“墙壁”上。
　　隅田川边还有很多帐篷，帐篷里住的流浪汉往往是在泡沫经济中破产的人。在两国桥下，一个流浪汉告诉我们，“那个帐篷里住的人68岁了，他以前是一家建筑运输公司的社长，公司是他一手建起来的，后来不景气，公司生意不好，他自己又得了心脏病，就出来流浪了。旁边住的曾经是棒球手。”我们看到，帐篷里铺着棉被，里面还整整齐齐地放着一大摞书，帐篷外面放着一些杂物，有长柄的雨伞和卡带的小录音机，甚至还养了一只白色的小猫。
　　调查显示，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无家可归者人数几乎增加了两倍，达到了约5700人，其中98％是男性，60％在50岁至64岁。
　　流浪汉们都挂着一句话：“我们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这些不想给政府添麻烦的流浪汉，让日本政界和学界不断反思，在经济高速成长期，政府在国民保障上欠下的债。
http://gzdaily.dayoo.com/html/2007-11/16/content_82547.htm
2007-11-13 广州日报 作者: 邱敏 曾向荣